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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哲学 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中国改革需要革命性的新思维  

2010-10-16 08:06:1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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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提示】

 

本文应该写成一本书。但在中国政治革命尚未出现之前,任何书本都是无用的。所以,本文的观点只能以散乱的文章形式出现。本文的核心观点是:中国需要革命!中国必须革命!要保住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,不让其成为“负资产”,中国就必须进行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。

 

【正文】

 

1、改革,改而不革,导致中国危机四伏、沉疴难愈。中国在垂死挣扎,但是垂而不死。因为革命尚未到来!所谓“中国奇迹”,正源于此。

 

2、中国的兼有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风格色彩和道德情怀的最早的经典文献之一《诗经》,曾经提出了“旧邦新命”(“周虽旧邦,其命惟新。”)的政治理想与执政观——“国家”而不是“人”成了最高的目的。此种保守顽固的政治模式贻误了中国人几千年,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权力崇拜和精神昏厥。

 

3、“旧邦新命”是建立在国家至上基础上的官僚政治。这是一种苟延残喘的政治类型。中国是官僚政治的鼻祖!所以,在西方人的政治学研究中,主要是贵族政治、专制政治、民主政治三种类型,而罕见官僚政治。这正反映了中西之间具有“不可通约”的性质,二者可谓大相径庭。

 

4、英国政治学权威拉斯基教授曾在塞利格曼教授主编的《社会科学大辞典》中,就官僚政治作过这样的准确概括:“官僚政治一语,通常是应用在政府权力全掌握在官僚手中,官僚有权以国家或者民族利益为理由,而随意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的那种政治制度。这种政治制度在日常行为中表现为:把应尽的行政职责全然当做例行公事处理,在这样职责面前他们没有工作的原动力,遇事拖拉、犹豫不决、敷衍应对、不重实验、事非到非处理不可而绝不处理。而在日常事物的处理中,又经常把一切政治措施,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。将本应该属于社会公共资源的政治权力、文化影响力、社会经济资源,甚至知识的拥有,都朝有利于自己地位巩固的方向揽进。久而久之,这类人也就会变成世袭阶级了。”

 

5、官僚政治富有原始性、动物性,是小孩子都懂得的最简单、最直接的权力运行模式。它飞扬跋扈、独断擅行。谁反对它,它就给谁一个大嘴巴、大耳光。官僚政治的发达,是中国人几千年精神难以成长的根本原因。《中国官僚政治研究》一书的作者王亚南认为,官僚政治富有很强的“政治化学亲和力”。这种“亲和力”是任何其他政治模式都无法企及的。也因此,官僚政治能够和专制、独裁、女皇、法西斯等联姻,并且,在民主国家同样有官僚贪腐的问题。所以,在我看来,官僚政治是人类的一种幼稚病,然而,西方文明已经通过权力制衡体系克服了它,而中国仍将其奉为圭臬至宝。

 

6、中西文明“不可通约”,此即:中西之间没有“可比性”。乌龟和兔子赛跑,问题在于没办法“赛”,因为参照系不一样,所以,“悖论”有时候是伪命题的产物。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没有革命之前,所谓中西对话,基本上是鸡同鸭讲。一定要将二者进行一番“比较”的话,我认为,中西文明的差异在于:中国人是野蛮人,西方人是文明人。不过,一个土著如果生活在美国的话,他也会很快成为一个地道的说英语的“美国人”。因此,差异往往是历史性、环境性差异,并最终是结构上的差异。

 

7、纵观历史不难发现,西方文明是一个不断跃迁的进化着的文明,它具有吐故纳新的内在禀赋。不错,西方人比中国人更加尊重传统,其根本原因是,西方推动文明进步的力量在社会、在民间、在习俗、在信用,而不是政治权力,所以他们认为传统有着弥足珍贵的价值,故西方文明能够让传统“边际效益递增”。而中国人固守传统、抱残守缺的根本原因,是政治与文化的混同,所以中国的传统是“边际效益递减”的,“国粹”越来越成为“国渣”。实际上,中国人从来就不会尊重传统。更重要的是,一个“类人孩”除了幼稚、无知、任性之外,究竟能有什么“传统”,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情。

 

8、中国就像一个原始部落,中国人就像一个个土著,看到西方文明的“新鲜玩意”就大开眼界,什么都想要,但是什么都不懂,以致现在的“中国文化”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桶文化。好在中国人还有个“人”的影子,好在全球化,好在互联网,好在西方文明一波又一波的进化,否则,中国人全部都仍然是土著的样子,而现在,一部分中国人正在自觉地解放自己。但是,整体性的、结构性的解放仍然没有到来。

 

9、从某些标准(如GDP)来看,当今中国一直想要的“大国崛起”已是既成事实,而不再是一个梦想的目标。但是,从另外一些标准(如企业成本、社会效率、贫富悬殊、幸福指数)来看,中国仍然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。在经济繁荣的表面背后,中国的其他社会领域却险象环生、几近崩溃。导致这种矛盾格局的原因,正如最近五大国际投行相关负责人在接受《财经国家周刊》专访中所分析的那样:30年来“改革红利”正在逐渐消失;“国富民穷”实际是“国也并不富”,中国依然是一个“人口多、底子薄、人均资源不足、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”的国家。

 

10、为什么“改革红利”正在逐渐消失?我们的回答很简单:这是特权资本化、资本特权化的结果。30年的改革开放,使得中国支离破碎、面目全非,现在我们想做回土著都不可能了!现在的中国一身是病,然而,尽管诊断起来容易——三岁小儿都能够罗列出一大堆“中国病”,但是救治起来几乎无从下手。中国既有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”之下的国家主义,也有外国资本主义、官僚(权贵)资本主义,还有基于权力分封的封建主义,以及小农主义。而这仅仅是经济上的划分,如果从文化或意识形态上划分,中国更是一个扯不清的社会。

 

11、对这种混乱局面,最好的归纳可能是:中国没有普遍法则。试问:中国有真正的“公共权力”以及“私有财产”吗?没有!一个没有“公共权力”以及“私有财产”的国家,必然是一个类似“处于战争状态”的内耗严重的国家。所以,无规则的社会运作模式必然导致恶性无序竞争、社会效率低下。尽管“法令滋彰”到了多如牛毛的地步,但它们都是一纸具文。惟一起作用的“规则”成了“强权即真理”,权力不断垄断导致疯狂资源掠夺,“改革红利”不是正在逐渐消失,而是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。

 

12、在世界越来越平的今天,中国这个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好像越来越牢固了。不过,这是由于经常性地修修补补的结果,实际上其内部是极度空虚的。官僚政治“维稳”,往往是维而不稳的。这座无用的金字塔只有历史陈列、鉴古知今的价值!以往的花岗岩、汉白玉都是用于金字塔、巨石阵、万里长城等等这些无用建筑的,但是今天如果仍然这么做的话,就会被天下人所耻笑。今天的中国,应该有一个崭新的社会结构,但它只能通过革命而获得!“革命”并非刀光剑影、血流成河,而是焕然一新,让所有的中国人不再像奴隶一样,用血肉之躯建造无用的万里长城,而是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个人。所以,这个革命首先是国家的革命,其次是人民的自由。国家不能置于人民的头顶,而必须服务于自己的人民。为此,中国必须与以往的国家至上的官僚政治彻底决裂!整个中国社会必须经历一次洗心革面的“范式转换”!

 

13、社会革命、政治决裂,并不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可怕,好像大家都将人头落地似的。今天的革命不可能血雨腥风,而不过是一场“头脑风暴”而已!沙俄时期的“十月大革命”,与前苏联由于民主化而解体,之所以不可同日而语,是因为前者是由无数人的尸体堆积而成的,而后者则是“和平演变”的结果。这就是一种典型的“范式转换”,是不需要流血的革命!在上个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的时候,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相继完成了这样的革命。

 

14、今天的革命、决裂,是政治智慧,也是科学态度。2006年的时候,我国学者秋风就已经著文《中国改革面临范式转换》说明了下面这个道理:如果不进行这种“范式转换”,那么,改革体制就将永久化,也就是说,中国将永久性地停留在“社会转型”的中间状态,不断地摸着石头,却永远过不了那条河。秋风的观点是客观而公允的。遗憾的是,它没有成为主流认知。所以,中国一直纠缠于永无穷期的“改革”。实际上,“改革”如果不是革命的话,就已经成了一个伪命题。因此,才会出现“开放倒逼改革”的现象。没有真正的开放,是不可能完成“范式转换”的。然而,中国最需要的开放,例如开放党禁、开放媒体,也是遥遥无期的。

 

15、没有“范式转换”的所谓“改革”,只会原地踏步甚至出现历史倒退,这应该成为中国人的政治常识。而“范式”这个概念本身也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科学常识。“范式”最初是在《科学革命的结构》(1962)一书中提出的一个词汇。这本全球引用率最高的社科文献,被誉为“可能是20世纪后半叶最为声名卓著的学术著作”,而该书的作者,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·库恩(1922—1996),是被理查德·罗蒂称作为“二战之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以英文写作的哲学家”。

 

16、简单的说,“范式”就是一种理论假设,它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仰、价值、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,这种独特的构成正是一个共同体区别于另一科学共同体的核心内容,例如哥白尼的“日心说”与托勒密的“地心说”,就是不可通约的理论体系。哥白尼最后革了托勒密的“命”,因为后者的理论假设不成立。在中国政治领域,也有很多需要“哥白尼革命”的问题,例如“社会主义的优越性”、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”、“社会主义民主”等等等等,这些纯属理论假设的东西形成了所谓的“中国特色”。实际上,“中国特色”(或曰“中国模式”、“中国范式”)顶多只能算是一种“前科学”。

 

17、库恩运用历史的方法,论述了科学发展的历程,整个科学发展是沿着“前科学——常规科学——危机——革命——新的常规科学——新的危机”这样一种模式发展的,前科学、常规科学以及新常规科学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,它们彼此不可通约,构成了独特的科学范式。很显然,“中国特色”危机四伏,不革命就不可能“科学发展”。库恩认为“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”(即“范式转换”),科学“由于革命而进步”;科学革命之前科学共同体的研究领域、信念和革命之后有本质的差别,范式一旦改变,世界也随之改变了。库恩说“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了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”。不革命的话,中国这只鸭子就不可能变成兔子,而是被煮熟直到发臭。

 

18、中国能否变好,关键在于能否对“中国特色”的国家主义、官僚政治模式进行一次革命!中国政治困局的突破口不在“旧邦新命”,即不在“邦(国)”而在“(公)民”,在人心,在人脑;在生活方式,在思维方式;在革故鼎新,在范式转换!其中,“范式”(paradigm)理论是准确拿捏中国特殊问题的惟一的一把钥匙!没有这把钥匙,我们就看不清“中国”究竟是什么、究竟在哪里,于是中国就不可能“与世界同在”,而只会离世界越来越远。“日心说”是对托勒密“地心说”的“哥白尼革命”。然而,中国人仍然生活在“地心说”的包围之中,因此改来改去还是“旧邦”一个!

 

19、驴子是不应该在高速公路上奔跑的。所以,“旧邦新命”必须进行范式转换,成为“旧命新邦”,即中国人还是中国人,但此中国不再是彼中国。后现代政治的一个根本信条就是“人权大于主权”,这也是人类政治领域的一个重大的范式转换!在实现了从“旧邦新命”到“旧命新邦”的范式转换之后,官僚政治就会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范式转换,国家至上就会实现向“人民最大”的范式转换,自上而下的“改革”就会实现向自下而上的社会自治的范式转换。这理应并且必将成为中国政治的“哥白尼革命”!舍此,就真的只有“死路一条”了。“哥白尼革命”为世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宇宙图景,而未来的中国政治革命(不是“改革”!)将为整个人类世界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天地。

 

20、不革命,就倒退。不脱胎换骨,就万劫不复。然而,千万不要对几千年固守一种政治模式的这个“旧邦”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乐观幻想!中国社会的范式转换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也许,我们不得不漫无边际地等待下去,直到无数代人走进阴曹地府。要知道,黑格尔曾经说过:中国是一切特例的特例。从“旧邦新命”到“旧命新邦”的范式转换,是一种“涌现”,它需要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作为背景。所以,开放党禁、开放媒体、开放言路,是中国的当务之急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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