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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哲学 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中国人能够成为“德先生”吗?  

2010-07-31 11:17:07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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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能够成为“德先生”吗?

——为“德先生”正名:他是民主还是道德?

 

五四运动为中国引进了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,即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的思想。如今,很多人认为仅有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是不够的,还应该加上“费小姐”(即FREEDOM,自由)。还有人认为,中国的问题是由于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(特别是基督教)所造成的,因此,中国人应该信仰基督教。

 

看起来,中国的问题很特殊很复杂。实际上并非如此。中国的根本问题是道德(伦理)问题。“德先生”和“赛先生”在根本上是一致的,即其背后,都是人类生活方式、生存方式的问题。人类应该越来越道德!所以,“民主”与“科学”说到底就是一个问题:道德。道德问题,完全能够将古今中西的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。人类的问题,中国的问题,最终是一个道德问题。道德较之信仰,是更为根本的东西。

 

中国要想向善,道德问题是无法回避的。从一个低级文明走向高级文明,就是一个道德觉悟、道德实践的过程。文明与道德,二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关系。然而,中国尽管引进了很多文明,但仍然不是一个文明社会。为什么?因为中国人没有道德。不仅现在没有,以前也没有过。 

 

中国人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是礼仪之邦,然而实际上,中国人根本就不清楚道德是什么东西。就连“道德”(ethics、moral)这个词汇,也是舶来品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?苏格拉底认为,“德性即知识”。一个没有认知能力的人,往往是一个无所谓“道德不道德”的人。例如,很多从偏僻山区出来打工的农村人,本来是“朴素”、“本分”的,但是,他们更容易学会,而且,是不自觉地坏了。在“保护弱势群体”的今天,我这样说,很不“政治正确”,然而,只要打开违法犯罪记录,就不难发现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

 

知识为什么会与德性挂钩?因为知识让人知道“好”、“歹”之分。知道“好”、“歹”的人,才有“道德不道德”的区分。知道什么是“好”而实践之,或者,知道什么是“歹”而避免之,就是道德的表现。知道什么是“歹”而实践之,就是不道德的表现。所以,一个不知道“好”、“歹”的人,就如同孩童、精神病等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一样,是无所谓“道德不道德”的。于是,这些道德上“限制行为能力人或无行为能力人”必然会成为社会、法律监护或保护的对象。

 

很显然,中国人在精神上、知识上还是“类人孩”。知识需要超越性,需要深刻,需要偏激。然而中国人既没有超越性也缺少深刻,中国人只有偏激,但是,这是一种自我中心主义的偏激,它偏离了知识的普适性或客观性。西方人的偏激,往往建立在自我否定的基础上。例如,一个方程式或公式、理论模型的建立,就是一种典型的“偏激”。要真正区分出“好”、“歹”,就必须偏激地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况,方可作出判断,否则就是自作主张、不负责任。

 

从一定意义上看,亚里士多德的所谓“中庸之道”,就是在区分“好”、“歹”这种“极化”思维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伦理实践哲学。很遗憾,中国人从来就没有“极化”思维,所以开不出知识系统。例如,“无穷大”、“无穷小”这些概念,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,一直到西学进来之后,中国人才明白一点点。没有“极化”思维,就没有“多极化”,而只有“一团糟”。所以,中国人的人格特征都是扁平的。

 

由于缺乏知识传统,所以,权力就越俎代庖了。权力代替知识的结果,就是进一步扼杀已有的知识(——其极端表现就是“文字狱”),而开不出新知识。中国人在权力的盘剥下,精神、思想、气质、人格、道德等等等等几近荒芜。所以,虚弱的中国人特别能吃能喝,并且,将其视为一种人生的“福气”。说中国有这种宗教那种宗教,其实都是假的。中国只有一种宗教,它就是权力拜物教。这是吃喝与权力的大一统。 

 

在我的文章《80后为什么既脏又俗还没文化?》后面,博友常道写到:“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须做到两点就行了:一、让人说话,这是下限;二、不准杀人,这是上限。……但在中国却几千年来一直是说话也会被杀头(坐牢也一样,有何区别)!这样上下限一挤,还有人活的余地吗?”

 

对这位博友的评论,我高度赞同!我认为,“让人说话”和“不准杀人”,这两条足以构成当今世界的“道德金律”。因为她链接了人类历史,跨越了古今中西的差异。“让人说话”是人类文明的起点。“道”(逻各斯)就是言说。人类各种文明在求“道”上是一致的。只是古希腊哲学第一个明晰地将“逻各斯”作为人类精神的不懈追求,而中国的“道”却因为“不让人说话”而慢慢萎缩了。

 

“不准杀人”是20——21世纪哲学的总结,也是对以往人类文明成就的扬弃,更是人类文明的新起点。“不准杀人”作为一种新的伦理要求,消解了“让人说话”的自我中心主义,而保留了其合理成分。“不准杀人”这么一句看起来简单的话,却是欧陆哲学的最高成就,它让伦理学成为第一哲学。人类的知识系统仍然存在和有用,但是,知识(人类认知)必须让位于伦理,自我的存在应当超越自在和自然的特性,进入伦理的世界。

 

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,列维纳斯指出:“主体性不是为己的,首先是为他的。”也就是说,主体性不是事先存在的,而是在伦理关系中才体现出来,在责任行为中构建起来的。“这种关系既不是知识关系也不是自我的意愿的行为,而是一种为他者的他性无限负责的关系。正因为如此,这种关系可称为伦理关系。”为他者负责、视他者为一个值得尊重的独特主体来对待,由此体现出自我的人性与伦理,反证出自我的存在,实现自我的主体性。

 
“脸”是列维纳斯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概念。按照中国民间的说法,没道德其实就是“不要脸”。列维纳斯认为对面孔的触及就是伦理的,他人的面孔警示我们不能伤害别人,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存。列维纳斯的主张关注的是存在者,强调的是他人的外在性和异质性,以此超越了那种以自我为中心排他的狭隘生存论。笛卡儿的认识模式“我思故我在”应该换成“我们在,故我在”。

 

自我与他者的相遇,就意味着他者的“脸”写着“你不可杀人”的命令和对“我”的伦理要求,“我”必须为他者负起责任,回应他者。责任就是回应他者的诉求,对他者的问询和命令做出反应,负责地言说,为所说的东西负起责任。列维纳斯指出:“正是就他者与我的关系不是互惠的而言,我服从于他者;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,我成为本质上的主体。”

 

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论,所以我认为,“让人说话”和“不准杀人”这两条足以构成当今世界的“道德金律”。国际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、伦理学家孔汉思(Hans Kung)博士认为“中国伦理是世界伦理的基石”,孔子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应该成为当今世界的“道德金律”。自此,无数中国学者欢欣鼓舞,好像孔子真的是万世师爷。实际上,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中心主义,是“绝对自我”,它与专制权力历来就是一种合谋的关系,因为权力的本性就是绝对的自我中心主义。

 

孔子版本的“道德金律”即所谓“忠恕之道”,有所谓肯定方面、否定方面。【“忠”】是“推己及人”的肯定方面: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。【“恕”】是“推己及人”的否定方面: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然而,无论“忠”、“恕”,其运用的逻辑却都是一致的,即“推己及人”。而且,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与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是完全一回事,因为“不欲”也是“欲”(“欲”其“不欲”、“不欲”其“欲”)。这是一种典型的自私自利的、权力化的思维方式,也是一种杀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。实际上,几千年的专制历史,皇帝就是运用这样的方式统制社会的。它既阻碍知识生产,也扼杀道德实践。

 

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之下,中国人想开出一条自己的“道”,显然是异常艰难的。所以,批判传统成了我们的历史使命。实际上,批判传统就是审视自我,批判权力——这个“权力”是自己的权力,政治的权力,知识的权力。也就是说,我们应该时刻警惕自己、政治以及知识。遗憾的是,由于没有经过“他者”的途径以及“不准杀人”的认知努力,中国人无法建立起真正的“自我”。这是中国人的悲哀!当西方在积极消解“自我”的时候,我们还不知道“自我”究竟是什么东西。因为我们不尊重“他者”,我们历来只有“吃人”的传统。

 

要改变这个传统,除了民主,我真的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道路可供选择。然而,很多中国人仍然害怕民主,他们将“民主”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,而不知道民主的精髓,其实就是道德。在道德问题上,20世纪的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遥相呼应。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哲学家之一,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杜威认为,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目的,处于人际关系和人格发展的广阔领域之间,而民主的政治形式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。他说:“抛弃把民主看作某种制度性的、外在的东西这种习惯,而养成把民主看作个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样的习惯,这就是理解到民主是一种道德理想,而在它变成事实的情况下,它就是一个道德事实。这就是理解到,只有当民主真正是一种生活常识时,民主才是一种实在。”

 

新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之一,著名哲学家普特南则认为,民主首先是伦理问题,然后才是政治问题,因为民主与“我们应当如何生活?”这个问题密切相关,人们在解答这个问题时,通常首先从伦理角度、然后才从政治角度加以考察,这两个方面是不可分的。在他看来,民主概念来源于人们对自己的局限性的承认。人们由于自己能力的局限性,为了顺利地、有效地开展实践活动,就必须按照民主原则,协力合作。

 

美国哲学的另一面旗帜,“自由主义的反讽主义者”罗蒂认为,人类团结、社会正义的底线是“不残酷”。他说,“自由主义社会的核心概念是:若只涉及言论而不涉及行动,只用说服而不用暴力,则一切都行”。为此,罗蒂主张“用文学代替伦理”、“用伦理代替政治”。文化最重要的功能,就是揭示我们制造的苦难和犯下的残酷。罗蒂认为,人类团结只能在重新描述他人和自我之中创造出来。“……把我们向来没有注意的人们承受的各种苦难,巨细靡遗地呈现在我们眼前……把我们自己所可能犯下的各种残酷,巨细靡遗地告诉我们,从而让我们进行自我的重新描述。”实际上,罗蒂的主张正是“让人说话”和“不准杀人”。

 

现在,我们追问:“德先生”是民主还是道德?其答案是非常明显的。“德先生”,就像其译名一般,她在根本上是一种“道德”追求,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设计和安排。作为制度的“德先生”,其目的也只能是道德。所以,害怕民主直到排斥民主,说到底,这是一种没道德、不要脸的行为。它反对的是人类及其文明。不要脸的中国人,是无法理解作为“他者”出现在中国的“德先生”的。

 

特此感谢博友常道对于人类文明以及中国问题的精准概括:“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须做到两点就行了:一、让人说话,这是下限;二、不准杀人,这是上限。”(这是一种难得的“极化”思维,它将“无穷大”与“无穷小”完美地链接了起来。)不要迷信什么孔子、儒教以及如此版本的“道德金律”。真正的“道德金律”,就是普通人日常生活中应该做到的“常道”,是普世价值,是民主实践。也就是说,这样的“道”,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能“行”的。民主,一定能够让我们抬头做人,“行”在“道”上!

 

(下午到香港乘机去泰国,这是本人第一次出国,因为中国的事情,我再次将它谈完了。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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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我的其他博文参考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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